全新世大暖期（大西洋期）為中國帶來了溫暖的氣候，令桑樹和蠶的養(yǎng)殖可以在黃河流域廣泛的進行。傳說中，黃帝的妻子嫘祖發(fā)明“養(yǎng)蠶取絲”，但現實中絲綢究竟是何時被發(fā)明尚具爭議。中國考古學家在1998年河南滎陽青臺遺址的一次考古中，發(fā)現了距今約5500年的絲綢碎片。另一種說法是在河姆渡遺址中人們已發(fā)現了紡織工具，借此可以推斷絲綢的使用至少不遲于良渚文化（衛(wèi)斯，《中國絲織技術起始時代初探》）。不過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說法，是中國科學家在1958年考古發(fā)現的，距今5300年（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絲綢織品[1]。 

　　絲綢織品技術曾被中國壟斷數百年，由于其編制技術在當時是一種復雜的工藝，又因其特有的手感和光澤備受人們的關注。因而絲織品成為工業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國際貿易物資。最早絲綢織品只有帝王才能使用，但絲綢業的快速發(fā)展令絲綢文化不斷的從地理上、社會上滲透進入中華文化。并成為中國商人對外貿易中一項必不可少的高級物品。 

　　起初中國嚴密控制著絲綢織造業和養(yǎng)蠶業的技術流傳，并禁止其流向外國。但韓國則在中國移民的協助下，與公元前200年成功實現養(yǎng)蠶技術的突破。此外，西域和田河流域（前500年——前300年）與印度（300年之前）成功實現養(yǎng)蠶。不過羅馬帝國則是在550年左右才得到蠶種并發(fā)展養(yǎng)蠶技術的：傳說幾位為東羅馬帝國皇帝工作的僧侶將蠶種放在中空的手杖中，私自從中國帶出，并輾轉到達君士坦丁堡。雖然這個傳說的可信度并不高，但隨后的拜占庭人確實發(fā)展了絲綢編制技術，在皇宮庭院內設立蠶室和繅絲機，為皇帝服務。當時拜占庭所有的土產絲綢大多被皇室成員享用，剩余的材料也能以一個高昂的價格賣到市場上。 

　　專家們根據考古學的發(fā)現推測，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中期，中國便開始了養(yǎng)蠶、取絲、織綢了。到了商代，絲綢生產已經初具規(guī)模，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有了復雜的織機和織造手藝。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yǎng)家蠶和繅絲織綢的國家，中華民族的祖先不但發(fā)明了絲綢，而且昌明絲綢、利用絲綢，使其在服飾上、經濟上、藝術上及文化上均散發(fā)出燦爛光藝，進而使絲綢衣披天下。被稱為三大名錦的古代四川蜀錦、蘇州宋錦、南京云錦是絲織品中的優(yōu)秀代表，至今在世界上仍享有很高聲譽。因此，絲綢在某種意義上說，代表了中國悠久燦爛的文化。 

　　蟠龍飛鳳紋繡淺黃絹面衾隨著戰(zhàn)國、秦、漢時代經濟大發(fā)展，絲綢生產達到了一個高峰。幾乎所有的地方都能生產絲綢，絲綢的花色品種也豐富起來，主要分為絹、綺、錦三大類。錦的出現是中國絲綢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蠶絲優(yōu)秀性能和美術結合起來，絲綢不僅是高貴的衣料，而且是藝術品，大大提高了絲綢產品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影響是很深遠的。到了秦漢時期，絲織業不但得到了大發(fā)展，而且隨著漢代中國對外的大規(guī)模擴展影響，絲綢的貿易和輸出達到空前繁榮的地步。貿易的推動使得中原和邊疆、中國和東西鄰邦的經濟、文化交流進一步發(fā)展，從而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這條路從古長安出發(fā)，經甘肅、新疆一直西去，經過中亞、西亞，最終抵達歐洲。公元前126年，在漢武帝的西進政策下，大量中國絲綢通過"絲綢之路"向西運輸。經過魏晉北朝發(fā)展到唐代，中國絲綢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它一方面條貫、折衷傳統遺產，另一方面又兼容了外來技術、紋樣的優(yōu)點。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長期戰(zhàn)亂，造成對黃河流域經濟的嚴重破壞，到了隋代，中國蠶桑絲綢業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了長江流域。

　　唐朝是絲綢生產的鼎盛時期，無論產量、質量和品種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絲綢的生產組織分為宮廷手工業、農村副業和獨立手工業三種，規(guī)模較前代大大擴充了。同時，絲綢的對外貿易也得到巨大的發(fā)展，不但"絲綢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條，而且貿易的頻繁程度也空前高漲。絲綢的生產和貿易為唐代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宋元時期，隨著蠶桑技術的進步，中國絲綢有過短暫的輝煌。不但絲綢的花色品種有明顯的增加，特別是出現了宋錦、絲和飾金織物三種有特色的新品種，而且對蠶桑生產技術的總結和推廣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明清兩代，由于資本主義的萌芽與發(fā)展，絲綢的生產與貿易也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絲綢生產的商品化趨勢日漸明顯，絲綢的海外貿易發(fā)展迅速。但是，在清國時期，封建制度對生產力的阻礙也十分突出，中國絲綢業在苛捐雜稅和洋稠傾銷的雙重打擊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絲綢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從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間，中國生絲產量從3.6萬噸上升到5.7萬噸，增長了1.58倍；絲織物的產量增長了2倍多；絲織品消費量也從4億米增長到了12.2億米，增長了約3倍；出口的生絲占世界生絲貿易量的80%以上，綢緞也要占50%上下。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又爭得了在世界絲綢市場上的主導地位，絲綢業成為國家的創(chuàng)匯支柱產業。我國絲綢更得到了迅速發(fā)展，建成較完整的絲綢業體系，絲綢產品已行銷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我國古老的絲綢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正煥發(fā)出新的青春，走向燦爛的未來。

蠶婦(宋)張俞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yǎng)蠶人。

　　在中國古代文學和藝術寶庫中，有許多以蠶桑為主題的經典作品，不僅展現了當時的時代風貌，還為后世探尋絲綢業的源起與發(fā)展，提供了文獻支持。

　　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 《詩經》中就有多篇表現女子蠶桑勞作的詩篇，《七月》便是其中極為經典的代表作品。詩歌描述了一年中不同季節(jié)的生產安排，采桑、養(yǎng)蠶、紡織、染色、成衣的全過程，有力地說明了中國絲綢業早在西周時期就已成為農業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自古“男耕女織”，織絲與女子的一生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歷代描寫桑織的詩詞都與女子相關，有的展現了女子在采桑織絲過程中的柔美；有的表達了對織絲勞作之苦的同情；有的贊嘆絲織技藝；有的則借蠶絲抒閨怨之情。此外，借物寄意、感時諷政的文學作品也不少，如唐代詩人白居易的《繚綾》，深刻揭露了統治者的奢侈無度。除詩詞外，明清小說(如《金瓶梅》、《紅樓夢》)，以及一些現代文學(如茅盾的《春蠶》)也有許多與絲綢織造密切相關的作品。

　　絲綢與中國書畫藝術的關系更是密切。在紙張普及以前，帛書與帛畫的載體正是絲織品。唐宋之前，絹是文人繪畫的主要材料。傳世唐宋繪畫中大多數是絹本。到明清之際，絹本逐漸減少，紙本增加，但仍有不少書畫以絲綢作底，稱作“綾本”。不僅如此，絲綢還是書畫的裝裱材料，宋代使用緙絲和織錦來裝裱書畫和制作包首，明清則較多使用錦綾裝裱書畫。絲綢還作為常見題材頻繁出現在古代美術作品之中。戰(zhàn)國青銅器上有采桑圖，漢魏六朝至隋唐，絲綢生產場面經常出現在畫像石、畫像磚、壁畫和木版畫上。

　　南宋初年樓儔的《耕織圖》，是記錄絲綢生產全過程最有名的畫作。明清兩朝，《耕織圖》摹本紛紛問世，連許多石刻、窗戶木雕、瓷器彩繪、年畫紙幣、墨硯上都有《耕織圖》的裝飾。《耕織圖》的盛行，成為中國繪畫藝術中獨特的現象。